【廉政文化】吕公著:纯诚厚德一切持正发表时间:2024-04-01 16:24来源:开封日报 吕公著出身于被称为“东莱吕氏”的仕宦世家。 他的叔祖吕蒙正,为宋真宗、宋仁宗朝宰辅,三次拜相。他的父亲吕夷简,在宋仁宗朝执掌国事二十余年,“于天下事,屈伸舒卷,动有操术。后卒配食庙廷,为世名相”。 据史书记载,吕蒙正“国初迁居洛,今遂为洛阳人也”,吕夷简“先世莱州人。祖龟祥知寿州,子孙遂为寿州人”,但对吕蒙正、吕夷简、吕公著的出生地记载不详。吕蒙正的父亲吕龟图中进士时,吕蒙正已8岁。吕龟祥在宋太祖时没有中举,到宋太宗时才和侄子吕蒙正同年登科。 “吕氏更执国政,三世四人,世家之盛,则未之有也。”有宋一代,吕氏家族风光无限,北宋时期60多人载入史志。 吕公著嗜学不倦,学识渊博,被推崇为大宋首席品学兼优之士,开启了吕学端绪,在宋代学术史上有一定地位。“庆历以后,尚有诸魁儒焉。于学统或未豫,而未尝不于学术有功者,范蜀公、吕申公、韩持国,一辈也。” 他慧眼识珠,识才重器,“谨厚性成。又能网罗天下贤豪长者以为师友,耳濡目染,一洗膏粱之秽浊”,举贤荐能,尽心竭力。 他性情淡泊,简静自重,谈书论道,以治心养性为本,“语约而理尽”,让王安石、司马光心悦诚服。 他“一切持正,以应天下之务”,敢于犯颜直谏,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。 他“迎事善决,苟便于国,不以私利害功其心”,历经四朝,宦海沉浮四十余载,屡复屡夺,历经风风雨雨,最后官至宰相。 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,特别是在司马光去世后,他为相虽然只有短短三年,却锐意改革,提高效率,稳定时局,安定天下,被朝廷倚为柱石。 一代文宗欧阳修对吕公著高度评价:“器识深远,沉静寡言,富贵不染其心,利害不移其守”“心乐闲退,淡于世事,然所谓夫人不言、言必有中者也”…… 一 吕夷简的儿子吕公绰、吕公弼、吕公著、吕公孺,继承了他的优良基因,聪慧无比。 吕夷简对夫人说:“咱这孩子都是走仕途的材料,不妨抽验一下。” 有一天,这兄弟几人在屋外玩耍,吕夫人让丫鬟端着名贵茶具,故意装作跌倒打碎了名贵茶具。吕公绰、吕公弼、吕公孺见状失声惊叫,唯独吕公著充耳不闻。吕夷简十分惊奇对夫人说:“此子今后必定为王公辅臣!” 吕公著从小嗜学不倦,先以恩荫补任奉礼郎。恩荫是宋代以后出现的一种独特的门荫制度,称之为“推恩荫补”。他们弟兄几人,均是以这种方式走上仕途的。 吕公著进士及第后,被授予试馆之职,被他坚决推辞掉后,出任通判颍州(今安徽阜阳)。 此时,任颍州太守的是欧阳修。因为政见不一,吕夷简在位时,对欧阳修等人极力打击,欧阳修多次被贬就与吕夷简有关。欧阳修年长吕公著11岁,摒弃与吕夷简的过节,对吕公著的学识、人品非常尊崇。两人结为讲学之友,成为忘年之交。公元1055年,欧阳修出使契丹,在回答契丹国王的提问时,把吕公著推为“中国学行之士”首位。 吕公著十分注重教育。博学多才的焦千之到颍州投奔欧阳修,得到赏识。吕公著聘请焦千之为家庭塾师教他的孩子。焦千之“为人严教方正”,吕公著的孩子学业长进很快。后来,吕公著进京任御史中丞,还盛情邀焦千之同往。欧阳修专门写诗相赠:“焦生独立士,势利不可恐。谁言一身穷,自待九鼎重。有能揭之行,可谓仁者勇。吕侯相家子,德义胜华宠。” 吕夷简病逝后,吕公著入朝担任吏部南曹一职,掌管吏部档案文书。宋仁宗为嘉奖他的淡泊名利,赐给五品官服。不久,吕公著担任崇文院检讨、同判太常寺之职。 宋仁宗嘉祐年间,在京城寿星观营建多个宋真宗神御殿,吕公著认为不合礼制。吕公著说:“先帝已经有三个神御殿,但仍不停地营建,岂不是祭祀没有丰厚父庙之义?”宋仁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,但为表示对他的慰勉,擢升他担任知制诰一职。吕公著接连三次坚辞不受,以表示抗议,改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读。 宋英宗继位后,吕公著加龙图阁直学士,在迩英阁为宋英宗讲《论语》,说君王要“返身修德”。 宋英宗是宋仁宗过继的儿子,登基后想要抬高自己生父、濮安懿王赵允让的地位,侍御史吕诲、范纯仁、吕大防及司马光、贾黯等力主称宋仁宗为“皇考”、赵允让为“皇伯”,而韩琦、欧阳修等则主张称濮王为“皇考”。宋英宗出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,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,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18个月的论战,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“濮议之争”。吕诲、范纯仁等人因此被免职。吕公著说:“陛下即位以来,纳谏之风没有发扬光大,而且多次贬退谏官,何以风示天下?”见宋英宗没有听从自己的意见,吕公著便称自己有病,请求补外任。宋英宗说:“学士为朕所器重,怎能离开朝廷呢?”见宋英宗不同意,吕公著就称病不上朝。宋英宗知道他的秉性,只好派他的哥哥吕公弼上门劝解,算是给了吕公著一个上朝的台阶。但吕公著仍坚持己见,继续请求补外任。宋英宗无奈之下,只得同意让他出知蔡州(今河南汝南)。 公元1067年,宋神宗即位,召吕公著为翰林学士、知通进银台司。通进银台司的职责是公文流转,即奏章、诏令上传下达。当时的通进银台司隶属于“中书门下”(即宰相的政事堂),“中书门下”里的门下省对圣旨有封驳之权。 当时司马光因议论朝政被解除御史中丞之职。吕公著封还诏命说:“司马光因为尽职而遭罢免,这是让言官不能畅所欲言,臣不敢奉诏。”宋神宗诏令以告示形式直接交付阁门。吕公著又说:“制命不由门下省,那么封驳的职责,因臣而废弃。希望陛下治臣的罪,来端正纪纲。”宋神宗敷衍道:“之所以流放司马光,只是让他好好做学问而已,不是因为议论朝政的缘故。”见宋神宗不听取意见,“公著请不已,竟解银台司”。 史书上说,吕公著暑天不开窗不挥扇、寒冷之季不烤火。 有一年盛夏,吕公著的外甥杨环宝因要去边关,特地前来辞行。两人在西窗下的烈日中饮酒。吕公著衣着严整,三杯酒饮过,杨环宝汗流浃背,吕公著却不动声色。 这大概最能说明他的坚守与执着。 二 公元1068年,吕公著知开封府。 当时阴雨连绵不绝,开封发生地震,灾象不断,人心惶惶不安。吕公著上书建议,劝导皇帝理性辨析,正确面对灾异现象。他说:“自昔人君遇灾者,或恐惧以致福,或简诬以致祸。上以至诚待下,则下以轴尽诚以应之,上下至诚而变异不消者,未之有也。”他劝告宋神宗不要偏听独断,不以先入之语为主,如此才可远佞人、不为邪说所乱。 礼官遵用唐代旧例,请求宋神宗临御大庆殿接受朝拜,接受尊号。吕公著说:“陛下正超越汉、唐,追复三代,何必在阴盛的日子,为不符合礼义的朝会接受无益的虚名呢?”宋神宗采纳了他的意见。 公元1069年,吕公著奉命编修《英宗实录》。 也是这一年,王安石任参知政事,设置三司条例司,准备变法。他怕御史们对变法提反对意见,便推荐私交不错的吕公著任御史中丞,说吕公著有“八元八恺”之贤。“八元八恺”是上古传说中的十六位才子,借指有才德之士。 吕公著比王安石大三岁,王安石待之如兄长,敬重有加。王安石“博辩骋辞,人莫敢与亢,公著独以精识约言服之”。王安石曾经对人说:“我的过失每每难以自抑,一见吕公著,就自觉必须改过。想要弃恶扬善,就该亲近他。”他甚至说:“晦叔为相,吾辈可以言仕矣。”王安石还曾数次到吕公著的家乡去,并写下了多首诗篇。 但对于王安石颁行的“青苗法”,吕公著却有自己的看法。他说官府放贷,是与民争利,且取息太重,是“剥下奉上”。他建议在京师开封附近试行“青苗法”,待一二年后,大家认为可行再推行各地,不然“合是取非,兴害除利,名为爱民,实为害民”。 他直接批评不听取意见的王安石:“自古有为之君,未有失人心而能图治,亦未有能胁之以威、胜之以辩而能得人心者也。昔日所谓贤者,今皆以此举为非,而生议者一切诋为流俗浮论,岂昔者皆贤而今皆不肖乎?”独揽大权、炙手可热的王安石对他的话感到愤慨。 事实上,不光吕公著一人反对,李常、孙觉、陈襄、范镇、司马光、曾公亮、陈升之、文彦博、韩琦等也纷纷表达相同意见。范镇在给宋神宗的奏章中所说:“陛下有爱民之性,大臣用残民之术。”可见,王安石提倡的改革,在执行的过程中已严重变形,成为地方官吏鱼肉百姓中饱私囊的工具。南宋朱熹的评价一语中的:“是时想见其意好,后来尽背初意,所以诸贤尽不从。” 吕公著同时指出,三司条例司“上既不关政府,下又不委有司”“宰相不得与闻”,是“名不正,言不顺”。 宋神宗要提拔吕惠卿为御史,吕公著说:“惠卿固有才,然奸邪不可用。”他又说吕惠卿“獐头鼠目,必是奸邪,将来反对王安石必是此人”。宋神宗把这话告诉王安石后,王安石更加愤慨,便诬陷吕公著恶语中伤,说他有欢兜、共工之奸。欢兜、共工是上古传说中的罪人。 两人因变法分道扬镳。史书这样评价:“后安石得志,意其必助己,而数用公议,列其过失,以故交情不终。” “拗相公”王安石因为变法大失人心,不但不听逆耳忠言,反而一意孤行,对反对者大力打压,“吕公著、韩维,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;欧阳修、文彦博,荐己者也;富弼、韩琦,用为侍从者也;司马光、范镇,交友之善者也,悉排斥不遗力”。 很快,吕公著被贬为颍州知州、提举崇福宫。 这一年,吕公著51岁,又回到27年前任职的地方。 公元1075年,彗星出现,宋神宗下诏求取直言。吕公著上疏说:“陛下临朝希望治理国家,时日已久,但没有人敢直言,致使陛下空有治理天下的雄心,但没有致治之实,这是任事大臣辜负了陛下……古代为政者,开始不为百姓信服的有,像子产治理郑国,一年后人们怨恨,三年后人们歌颂。陛下希望成功,但七年来,众人的陈述与以前相比也没有什么不同,陛下难道没有察觉吗?” 由于“法非良法、吏非其人”,公元1076年,“用心太厚,自信太过”的王安石变法失败。吕公著被重新起用知河阳军,入朝提举中太一宫,调任翰林学士承旨,改任端明殿学士、知审官院。 宋神宗同吕公著谈论为治之道,吕公著问道:“尧、舜知道佛老之学吗?” 宋神宗说:“尧、舜难道会不知道?” 吕公著说:“他们认为知人安民是难事,才成为尧、舜。” 当听到宋神宗说唐太宗能以权智驾驭臣下时,吕公著说:“唐太宗之德,以能屈己从谏而已。”宋神宗对他的话表示赞许。 公元1078年,吕公著与枢密直学士薛向同知枢密院事。有人打算恢复肉刑,建议取死囚试验劓刑、刖刑。在吕公著的建议下,这些残酷的刑罚没有被准许实施。 公元1080年,吕公著任枢密副使。 公元1081年,西夏梁太后幽禁夏惠宗李秉常,北宋王朝以此为由准备征伐西夏。吕公著认为,兴师必须先选择良帅,若无良帅则不如不举兵攻伐。然而宋神宗主意已定,未能听取采纳吕公著的建议。结果不出吕公著所料,由于选择的将校指挥失措,宋军屡战无功,死伤惨重,军心受挫,还引发西夏王朝的强有力反击。自此,边疆战端开启,战事不断,往日平和的西北边境再无宁日。 公元1082年,吕公著因病乞求离职,被任命为集贤殿学士、定州安抚使。到定州不久,西夏30万大军攻陷永乐城(今陕西米脂西北一带),宋军损失惨重。吕公著将残酷的真相禀告宋神宗,宋神宗叹息道:“边民疲弊如此,独吕公著为朕言之耳。” 宋任命吕公著为扬州安抚使,加资政殿大学士。 将要立太子赵佣(即宋哲宗赵煦)时,宋神宗对辅臣说,应当以吕公著、司马光任太子太保、太子太傅。 三 公元1085年农历三月,宋神宗病卒,年仅十岁的宋哲宗即位。高太后(高滔滔)听政,任命吕公著为翰林侍读学士,并派专使到扬州接吕公著回朝辅政。 这中间还有个插曲。 朝廷改任苏轼知登州(今山东蓬莱),赴任途中路过扬州,苏轼与10多年未谋面的吕公著相会。按照宋朝规矩,新皇帝登基,大臣必须上表进谏,建言献策。吕公著与苏轼既是朋友又是长辈,索性就请苏轼代劳。苏轼认真写出《代吕申公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》。其一论“道德”,希望宋哲宗“以至诚为道,以至仁为德”;其二论“刑政”,希望新皇帝“临下以简,御众以宽”。 在吕公著的举荐下,苏轼在登州任上仅干5天,即回京任职,官至翰林学士、知制诰,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。心生感激的苏轼多次代表皇帝写诏书敕文,对吕公著不乏溢美之词,如“耆老大臣,四朝之旧,德隆而望重,任大而忧深”“仁以庇民,忠以卫上”“卿以全德,式符具瞻。宜与师臣,共为民表”。 回到京城,当高太后询问治国之道时,吕公著说:“先帝变法的本意,以宽省民力为先务。但建议变法的人以侵夺百姓为务,排斥所有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,天长日久,导致弊端更深,新法颁行后而百姓更加困苦。诚然能得公允正直之士,讲求天下利弊,同心协力而为之,应该不难。” 吕公著在总结历代兴衰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,认为治政之要在于皇帝要修德安民,便上书治国十策,一畏天,二爱民,三修身,四讲学,五任贤,六纳谏,七薄敛,八省刑,九去奢,十无逸。他还请求备置谏官,广开言路。朱熹评价说:“为君之道几无出,此十篇,可为人君座右铭。” 公元1086年农历闰二月初四,吕公著拜门下侍郎。同年农历四月十五,吕公著被授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,与司马光一起辅佐宋哲宗。 司马光与他私交很好,对他十分敬佩,说“每闻晦叔讲,便觉己语烦”“晦叔进用,天下皆喜,以为治”。 当时中书、门下、尚书三省一同建置,中书独为取旨之地。吕公著请求事在三省者,与执政大臣共同进呈,取旨而各自实行。执政官员通常几天在政事堂一聚,事情多由其长官决定,同事不得干预。至此,才命每天集聚,于是成为定制。 虽然反对新法,但吕公著却不是完全否定。他建议保留“保甲法”,认为“止就冬月农隙教习,仍委本路监司提按,既不至妨农害民,则众庶稍得安业”。对此,司马光有非议,说:“公著所论,与臣言正相符合。惟保甲一事,既知其为害于民,无益于国家,当一切废罢,更安用教习?” 同一年司马光去世后,吕公著继续沿袭司马光的做法,并在科举上要求经义参用古今诸儒之说,不得专以王安石的“三经新义”取士,也不得出题涉及佛老内容,不得以申、韩和佛学为学;复贤良方正科。 他强调讲学与“以治心养性为本”,很赏识周敦颐、程颢兄弟等人的学识。他在保荐程颢为官的表上极力称赞:“力学好古,安贫守节,言必忠信,动遵礼仪……真儒者之高蹈,圣世之逸士。” 当时右司谏贾易因进谏攻击别人短处直接诋毁朝廷大臣,将要被严厉责罚。吕公著替他出面说话,贾易只被罢免右司谏,出知怀州(今河南沁阳)。 吕公著退朝后对同僚说:“谏官所议论,得失不足言。皇上正值壮年,担心今后有人进谀说惑乱,正是依赖左右诤臣,不可以让人主轻厌言事的人。”众人没有不叹服的。 宋代河湟吐蕃大首领、唃厮啰政权名将鬼章,长期为洮、河一带的祸患。鬼章听说北宋息兵省戍,于公元1087年率兵攻洮州(今甘肃临潭),围河州南川寨,并配合夏人取定西城。吕公著上疏派遣军器丞游师雄以方便之策谕求众将,不过一个月,就活捉鬼章。解往京师开封,宋哲宗“诏释其罪,令招降其子及属部归附”。 吕公著发现宋哲宗喜欢书写唐人诗句,并把作品赏赐给近臣。当时的近臣多以得御书之赐为荣,吕公著建议宋哲宗最好是抄录《尚书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之类儒家经典。为此,他特地选取书中要语明白、切合于治道的100篇文章进献给宋哲宗,说“今惟取明白于治道者,庶便于省览,或游意笔砚之间,以备挥染,亦日就月将之一助也”。 公元1088年,吕公著恳辞相位,被任命为司空、平章军国重事。自宋朝建立以来,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的有四人,而吕公著与吕夷简居其二。《宋史》对此评论说:“公著父子俱位至宰相,俱以司空平章军国事,虽汉之韦、平,唐之苏、李,荣盛孰加焉。” 宋哲宗还下令在东府南面建造府第、开北门,来方便执政大臣聚会议事。凡是三省、枢密院的职责,吕公著都得署理。他每隔一天一朝会,到都堂可不按时出门。这是特殊的恩典。 公元1089年农历二月初三,吕公著去世,终年72岁。 高太后在接见辅臣时哭泣说:“国家不幸,司马相公(司马光)已死,吕司空又逝世。” 宋哲宗悲痛感伤,亲自到吕家祭奠,赐给金帛万计,追赠吕公著为太师、申国公,谥号正献,诏命罢朝三日致哀。宋哲宗还亲书“神道纯诚厚德之碑”。(记者 任崇喜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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